按：2019年12月，武汉卓尔书店，朱石生老师就“医学大神”的写作分享了自己的心得，活动名曰“杀人的总比救人的出名，但是……”。随即转往加拿大的他绝不会想到，一场肆虐全球的大流行正在暴发的前夜。

2022年12月，长期居家写作的作者和长期居家办公的编辑完成了接力，“人类与病”系列得以出版。他们也绝不会想到，一场肆虐全球的大暴发正在结束流行的前夜。

(资料图片)

三年之中，我们从未如此迫切、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人类与病”的关系。经此一劫，每个人的每寸光阴都成了“余生”。如今，威胁似已远去，生活正在重启，但没人会忘记那些“人类与病”的故事。伤痕累累也好，全须全尾也罢，我们终将体会到——

那些故事，不仅仅是故事；那些知识，不仅仅是知识。

比如下面的故事，比如其中的知识。

1997年，美国内华达州，时年七十二岁的赫尔廷正在装修自家的仿古别墅。身为一名病理学家，退休多年的他仍在关注流感研究的前沿，就像有什么未了的心事一般。

7月的一天，装修已近尾声，他翻开桌上的几本学术期刊。当时，基因研究正在高歌猛进，《科学》杂志3月刊上有篇论文说，一位名叫陶本伯格的美国科学家竟然在一份被福尔马林浸泡八十年的病理标本中解析出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证实当年致死几千万人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株是H1N1。

赫尔廷当天就给陶本伯格写了封信，对方立刻打来电话，两人一拍即合：赫尔廷将赶赴阿拉斯加，那里的永冻土层中，有1918年流感期间因纽特人的群葬坑，或许可以采集到当年流感病毒的活性样本，而陶本伯格负责分析这些样本的基因。

赫尔廷主动表示，此番远行他准备自己掏钱，而且下周就可以动身。

态度如此迫切，是因为赫尔廷比陶本伯格更着急。

1997年前往葬坑挖掘的赫尔廷。图片来源：纽约时报官网

早在四十六年前，还是大学生的赫尔廷已经到阿拉斯加做过同样的事。如果了解瑞典人赫尔廷如何从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在美国又有哪些经历，就知道这简直是命中注定该他去做的事情。

无论如何，年轻的赫尔廷当时拿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也获得了因纽特人的许可，在阿拉斯加的冻土层中采集到新鲜的人体肺部组织。可惜，样本里最终没有复制出流感病毒。

四十六年后，赫尔廷的挖掘与采集工作仍然有惊无险，最新的基因分析技术却从他取回的样本里挖掘出流感病毒的大量基因片段。结合之前的成果，陶本伯格和他的同行们据此构建出1918年毒株的完整基因信息。

2005年，陶本伯格（右）、赫尔廷（中）与阿拉斯加当地居民在一起，陶本伯格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采访时说道，正是赫尔廷采集的关键样本，使后来的一切成为可能。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官网

这个故事来自朱石生老师的新作，“人类与病”系列。在第十三册《魔道争锋：流感变异与防控》中，赫尔廷的事迹分作“军民暗战”和“重返阿拉斯加”两章，分别占有二十二页和十六页，细节详尽，笔力雄奇，比上面的转述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人类与病”系列（十四册）

一部中国视角下的世界疾病史

如果你稍后在书桌旁读到这个故事，很可能会像赫尔廷读到陶本伯格的论文那样拍案而起。

本书的责任编辑，也就是我，在编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书案可拍，更不敢在深夜长啸，但也不由得汗毛炸立，只好在屋中走来走去，一时难以自已。

读库的主编，也就是老六，对于这一分册的终审感言是：“这就是电影啊。”——闻听此言，责编微微一笑，心中生疑：“请问主编，哪一册不是呢？”

就在赫尔廷和陶本伯格接上头的1997年7月，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正在面临一场与他们的研究相关的严重威胁：两个月前，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男孩的身上检出H5N1禽流感病毒株，病人很快死亡。荷兰、美国的流感专家迅速赶来支援，好在两个月过去，并没有发现这种毒株有人传人的迹象，之前的死亡似乎属于特例，这让香港卫生部门和世卫组织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们错了。当年11月，H5N1病例在香港重现，这次不是一个，而是十七个，其中五人死亡。三分之一的病死率高得可怕，如果不能及时遏制疫情，一旦播散开来，对整个人类都是毁灭性的灾难。圣诞节期间，在世卫专家的指导下，香港开始扑杀全城的活禽。

H5N1流感病毒为什么如此凶险？从1918年的H1N1到1997年的H5N1，流感病毒经历了哪些变异？将来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更危险的毒株？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赫尔廷和陶本伯格那次合作中。

“人类与病13” 插图：猪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之间可怕的基因交流。朱石生 绘

意义如此重大的一次合作，“赫尔廷的设备没花钱，都是从家里找到的现成工具，额外的开销是机票和住宿，加上付给四个小伙子的九百美元工资，一共是三千二百美元。陶本伯格也有一份贡献：他提供的硫氰酸胍防腐液，耗费了五美元”。

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不断有人呼吁：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一个被医生化名为蓝道尔的美国流浪汉如果看到这句话，定然会高举双手表示同意，只不过，他的理解有点偏差。

在蓝道尔的认识里，医生的天职既然是治病救人，开出来的药物就应该让病人感觉舒服，至少应该减轻病人的痛苦。可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辛辛苦苦”地分好几次、吃下好几种药，身上反而更难受，这是什么医生，能信吗？医生给的什么药，能吃吗？

于是，只要感觉身体稍微好转，他就会自作主张，偷偷停掉几种药物。

如此一来，他自己是觉得舒服了，体内的亿万结核杆菌更是觉得幸运非常——“那些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加坚强”。

蓝道尔的这个做法已经将整个人类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下。

蓝道尔有家有室，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迈阿密，但他并不在此定居，而是浪迹十几个大城市。身边最值钱的物件是一个羽绒睡袋，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手头有钱的时候，就找毒贩打上一针，囊包实在羞涩，也会回迈阿密看看。

这样的生活让他早早就染上了艾滋病，也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单地说，就是身体免疫系统崩溃，各种本来无害的细菌也会给他带来致命的感染，更不要说本来就很凶险的结核病了。

芝加哥的医生最先诊断出蓝道尔患有肺结核，给他开的是三种标准抗生素，要求他定期回来复查。本着“第一责任人”的精神，蓝道尔擅自停掉了两种他觉得难吃的药物。

复查？不存在的。

等他跑到洛杉矶，症状开始复发，咳嗽再也难以忍受，医生问他之前吃过什么药，他说不记得了，结果拿到的还是那三种常规抗生素。

疗程开始后，蓝道尔故技重施，继续充当对体内的结核杆菌进行耐药性训练的人肉机器，于是症状变得更加严重。

“人类与病04”插图：电子显微镜下的结核杆菌。

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迈阿密。他依然隐瞒过去的治疗，但体内的毒株抗药性已经足够坚强，三种标准药物完全无效。这时候，即便情况严重如此，如果他严格遵守医嘱，采用另一套药物治疗，仍然有可能把病菌完全杀灭，但一个总是吸毒的人，怎么可能真正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呢？

继续游荡的蓝道尔在纽约被强制住院，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药物强化治疗。痰菌转阴之后，他又消失了，从此再无音讯。

没有消息，不代表没人知道他的结局。在没有药物能有效克制病菌的情况下，他撑不了多久。死去之前，在收容所里，在露宿的公园，在共用的针头下，他会将结核杆菌传给至少几十个人。更要命的是，他身上的结核杆菌是身经百战的耐药菌株，即便是第一次被感染的人，治疗起来也非常困难。

这是“人类与病”第四分册《大功垂成：结核控制与回潮》开头讲述的故事。这一章只有五个页面，但已经足以揭示当下疾病防控的一个普遍困境：有科学工具在手，医学问题本身终究是简单的，但社会问题过于复杂，甚至可能完全无解。

如果你读到这一段，或许会像德国医学宗师菲尔绍（1821–1902）一样扼腕长叹：流行性疾病的解决，不仅是个医学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这样的叹息，在很多分册中都有，比如第十分册：“就脊灰问题来说，最让人觉得变幻莫测的地方是阿富汗。这个地方战火绵延二十多年，战争造成各种破坏，包括疫苗接种工程的破坏。2021年，塔利班组织掌控了阿富汗，他们对于脊灰疫苗接种会采取什么态度，是脊灰攻关战役的关键元素。未来如何发展，目前无人知道答案。”

熟悉文学史的人应该知道，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海涅、卢梭，鲁迅、林徽因、萧红等中外文化名人，都患过结核，最后也大多死于这个病。在很多现代人眼中，这应该是一种古人才会罹患的传染病，但实际上，这种病如今不仅没有禁绝，而且大有回潮之势，2020年全球就有一百五十万人死于结核病。

疾病的防控，在医学研究上经历的曲折再多，也总有个标准答案，但真正落实到全社会的具体行动，又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呢？

按照人择原理的观点，人类在宇宙中具有特殊地位，整个宇宙的自然规律和各种物理常数都与人类存在这一必然结果完美匹配。支持这一理论的人，如果了解疟原虫如何凶残而狡诈地入侵人体，或许会有些不同看法。

作为人类的死敌，疟原虫已经和我们缠斗了五千年，至今仍未绝迹。人类确实足够幸运，进化赋予我们一颗超级智能的大脑，先辈的智力活动又为我们发明了现代医学，而包括疟原虫在内的各种微生物只是依据本能生存，按理说应该完全不是人类的对手。但是，读罢“人类与病”第三册《瘴影重重：疟疾防治古今》，你可能会发现，进化之神似乎对这种小小的疟原虫更为照顾。

虽然属于人体的寄生虫，但疟原虫不是大家惯常印象中那种扭来扭去、让人恶心的虫子。实际上，非专业人士根本没机会被他恶心到，它太小了，肉眼是看不见的。在不同的发育阶段，疟原虫有不同的形态，有时是圆形，有时是长条，于是分别有了不同的名字。小的时候只有不到一微米（也就是千分之一毫米），大的时候也就几微米。

血液红细胞与恶性疟原虫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1：正常红细胞；2-18：疟原虫滋养体；19-26：疟原虫裂殖体；27、28：雌配子体；29、30：雄配子体。图片来源：山东大学医学院人体寄生虫学教研室官网

疟原虫的作恶之路，从蚊子叮咬疟疾病人开始。当蚊子的口器刺穿病人皮肤，随着血液进入蚊子体内的是裂殖体和配子体。配子体可以看作疟原虫的生殖细胞，分为雌雄两种。人类最早在病人血液中观察到配子体，是在1880年的阿尔及利亚，发现人是一位法国医生。而在此九年之后，一位英国医生才正确地猜到疟疾传播和蚊子有关，进而在1896年，另一位英国医生证实蚊子确实可以传播疟疾。

雌雄配子体来到蚊子体内，会随着血液进入蚊子的胃部。它们可以感受到生理环境的变化，于是启动有性生殖模式，雄配子释放鞭毛，让雌配子受精，形成动合子。动合子贴到蚊子的胃壁上，发育成卵囊，成熟之后释放出大量子孢子。子孢子自己游走，进入蚊子的唾液腺。到这一步，它们就完成了再次感染人类的准备工作。

1897年，一位身在美国的加拿大留学生率先注意到鸟类疟原虫的受精过程，这大大启发了医学家，让他们注意到人类疟原虫的有性生殖。而早在十七年前，那位法国医生已经注意到某些配子体具有鞭毛，只不过，到这时候医学界才理解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进化对疟原虫的照顾有多贴心呢？

配子体刚刚进入蚊子体内时，它们会产生一种分泌物，这种物质可以降低蚊子的饥饿感，于是它们不再那么积极地去吸血——这就减少了大家一起被人类拍死的可能。等到子孢子进入蚊子的唾液腺，做好侵害人体的各项准备之后，新的分泌物又会干扰蚊子唾液内的抗凝物质，不等蚊子吃饱，钻孔里的血液就会凝固——毫不知情的蚊子只好再去寻找新的猎物，也就冒着生命危险为疟原虫拓展了传播范围。

蚊子吸血的时候，会按照惯例，先往人体内注入一点抗凝剂，这个动作让子孢子搭上便车，进入人体。

刚刚叮咬的时候，人体血液中能观察到疟原虫的子孢子，说明它们正在血液里游走。大约半小时后，以及接下来的两周内，血液里完全找不到疟原虫的迹象——这一点在1943年由一位澳大利亚医生发现，由此可以解释疟疾发作的潜伏期。

五年后，一位印度出生的英国医生揭开了潜伏期的谜底。原来，子孢子会顺着血流迅速赶到肝脏，并在那里躲藏起来，这是为了进行分裂繁殖。能够借助蚊子进入人体的子孢子毕竟少之又少，指望它们对付细胞数量是其无数倍的人体，力量显然过于单薄，于是它们会利用这一两周的时间分裂出数万个裂殖子。

接下来，被疟原虫感染的人真正成为患者，裂殖子攻击红细胞，而免疫系统启动反击，病人开始周期性地发热……

后面的剧情，还是留待大家自己阅读吧。但有一点值得强调，人类早在1716年就已注意到疟原虫存在的迹象，1880年首次观察到疟原虫，但关于疟原虫生活周期的最后一块智力拼图到1982年才由一位波兰热带病专家完成。

“人类与病03”插图：疟原虫的生活周期。朱石生 绘

疟疾的历史相当悠久，在现代医学之前，传统医学在干什么呢？人类对疟疾的认知历史是个很好的样本，正可对比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运作模式与可靠程度。

检阅世界各地的记载，不难发现，传统医学确实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古代各时期医学典籍都对周期性发烧这样的典型症状做了描述，还提出了众多“瘴气”之类的古老概念对其进行解释。可惜，在没有现代医学滋养的时代，古代医家连最基本的“周期性发烧”也不可能给出针对性的解释。要真正理清病理，找到切实有效的药物，甚至克服病菌的耐药性，最终依靠的，还是多个国家、多个团队的现代医学接力。

疟疾相关研究获得了三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包括中国团队对青蒿素的贡献。

奥尔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奥尔特套件”的发明人。

获得2000年美国最高荣誉生物医学奖拉斯克医学奖的科学家奥尔特。图片来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网

1988年，他接到加州开荣实验室的电话，说他们好像找到了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想要一套“奥尔特套件”检测一下。

虽然奥尔特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渴望找到这种病毒的人，但他的心中毫无波澜，他很清楚，第二十个失败者来了——前面已经有十九个实验室翻车，开荣实验室又岂能例外？

当时所谓“非甲非乙型肝炎”，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丙型肝炎”。

我们现在知道，肝炎至少可以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各类型肝炎对应的病毒都专门感染肝细胞，被笼统地称为“肝炎病毒”，但如果按照病毒结构来分类，其实它们各自属于不同的病毒家族。

在奥尔特他们做出突破的1980年代，还没有这些认识，就连甲肝和乙肝病毒也才刚刚区分开来：在电子显微镜下，英国生物学家1970年观察到乙肝病毒，五年后，奥尔特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同事观察到甲肝病毒颗粒。

有了这样的判断标准，奥尔特很快发现，肝炎不止甲乙两种。但是，因为不能确认第三种肝炎病毒的存在，他们只好暂时将甲型和乙型之外、原因不明的肝炎称为“非甲非乙型肝炎”。

既然可以鉴别甲型和乙型肝炎，那剩下的肝炎患者就很可能是“非甲非乙型”。利用这些患者的血清，奥尔特通过高强度地静脉注射患者血清，让五只黑猩猩患上了肝炎，这其实就是“非甲非乙型肝炎”的动物模型。这是前人没能实现的工作，算是一个突破，但还有更大的困难等着他。

当时要诊断病人是不是患上某种肝炎，最可靠的手段是抗体抗原反应。所谓抗原，就是病毒身上可以让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出来的某种特征，一般是特殊的蛋白质结构。而抗体，指的是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用来对抗病毒的物质。

因为抗体是专门针对抗原产生的，所以彼此的反应具有特异性，也就是说，一种特定的抗体只能和特定的抗原发生反应。

如果怀疑某人有乙肝，就制取他的血清，如果此人确实患上了乙肝，那他的免疫系统肯定已经在和病毒做斗争，血清里面应该含有针对乙肝病毒的抗体。

另一边，再准备好一支试管，里面是乙肝病毒的混悬液。因为病毒很小，肉眼看不到，所以这种混悬液看起来是清澈的。

将疑似患者的血清倒在里面，如果出现浑浊，就意味着病毒和抗原发生了凝集反应，那就可以确诊；如果仍然清澈，那就说明此人没有患上乙肝。

同样的思路当然可以用在未知肝炎的诊断上，但问题在于，既然无法识别出这种新病毒，就不可能制得确定只含这种肝炎病毒的混悬液。而待检病人的血清里虽然可能含有这种肝炎抗体，但也可能含有其他抗体，如果混悬液里也含有多种抗原，那么即便发生凝集反应，也无法确定病人是不是真的患有这种肝炎。

这就是奥尔特面临的困境。

看起来简直是个死结。不能识别病毒，就不能做出明确的诊断。不能明确诊断，自然就不能识别出这种肝炎对应的病毒。

但奥尔特没有放弃，正面强攻不行，那就反着来。

他从患有“非甲非乙型肝炎”的黑猩猩血液里滤出血清，又从患有这种肝炎的病人血液里滤出血清。这些血清里虽然可能含有针对其他病毒的抗体——因为它们和他们可能患有其他疾病，但有个共同点：一定都包含针对“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的抗体。

另一边，他找来一批“健康人”，至少可以确认从来没患过“非甲非乙型肝炎”的人，也制取血清。这些血清可能含有各种针对不同病毒的抗体——因为他们也可能患有其他疾病，但有个共同点：一定都不包含针对“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的抗体。

奥尔特把这些血清复制很多套，制成一套套的“奥尔特套件”。

如果有人说自己发现了“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奥尔特就提供一个套件给他。对方完成测试，奥尔特就去比对结果，要确认真的找到了新病毒，只能允许一种测试结果：所有来自健康人的血清都没有发生抗原抗体反应，这说明凝集反应不是因为其他疾病的抗原；同时，所有来自患者或黑猩猩动物模型的血清都发生抗体反应，这可以说明样本里肯定含有“非甲非乙型肝炎”抗原。

两组血清里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出现例外，才有足够的把握说找到了“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

为防止对方成功心切，人为干预或者下意识地影响实验结果，奥尔特提供的套件中，血清样本是完全打乱的，只有他本人知道哪些来自患者。

就这样，在开荣实验室的华人科学家郭劲宏打来电话之前，总共有十九个实验室踌躇满志地拿走套件、满怀期待地送回测试结果，全都在奥尔特的严苛标准前败下阵来。

大家很容易猜到，开荣实验室成功了。那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但运用的逆向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既然不能直接确认病毒，就用排除法。只不过，奥尔特的套件是利用血清进行排除，而郭劲宏是利用基因测序手段在已知的基因资料库中排除。

“人类与病11”内页：左页插图与基因探针技术的原理有关。

因为发现丙肝病毒，奥尔特和郭劲宏在开荣的老板霍顿一起获得了202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获得者：奥尔特（左）、霍顿（中）、赖斯（右）。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大师级别的成就，我等普罗大众恐怕永远也难以企及，但大师们采用的科学方法和思维工具却可以迁移到我们的日常之中。

这正是“人类与病”这个系列，在故事之外的更大价值所在——

通过上面的转述，大家或许能感受到，“人类与病”系列的主要内容是医学史故事。这没问题，唯一需要提醒的是，请不要因为我的转述不够精彩，而对书中故事的精彩程度有所怀疑。

有这样的故事垫底，这套大众读物就足以让大家读得下去。

但是，还不够。或许更重要的是，要有可以让大家读得进去、可以刻入思维方式、可以改善知识体系的东西。

如果仅仅追求故事，我们完全可以去读虚构作品，而本书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两点：一是真实，拍案也好，扼腕也罢，峰回如是，路转亦如是，历史就是这样真实发生的；二是专业，本书的故事出自一位有十七年从医经历的专职写作者，是专业人士在爬梳海量专业文献之后呈现的、可以让大家长知识的故事。

这是会写代码的朱大夫码出的第三个一百万字。

2008年，身兼码农和剧迷双重身份的朱石生为《士兵突击》写下了一百万字的剧评，一帧一帧地点评编剧的剧情安排和演员的演技表现，饱受广大贴吧网友的膜拜和板砖。

2016年底，他的第一篇医学史长文《天花旧事》在《读库1605》上发表，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

2019年底，“医学大神”系列十四册出版，90万字，2424个内页，三年过后，在豆瓣上积下9.6的评分。

2022年底，“人类与病”系列十四册出版，第三个一百万字就此诞生。

本书是“医学大神”的姊妹篇。“医学大神”主要写人，故事发生的时间约在1540年代至1940年代；“人类与病”重在写事，对应的主要时间跨度是从1850年代至今。两个系列一先一后，一经一纬，合力构建立体的现代医学发展史。

既然是讲故事，作者当然要在情节安排和语言组织上下功夫，在这些方面，我相信朱石生老师费过不少心力，读者也一定会感受到。但我认为，他更在意的是，通过这些故事，能否向读者传递些什么。

比如人体生理，比如健康知识，比如医学理念，比如思维工具。

所有科普作品的应有之义，是将前沿的科学成果社会化，让过时的“常识”成为历史，让可靠的结论成为常识，让思维的理性生根萌芽、发扬光大。“人类与病”所含的两类内容，有故事的知识，长知识的故事，都是在做这样的努力。

各位医学前辈的开拓，已经让我们的身体受益，接下来，也该轮到头脑了。

疫情的威胁正在远去，愿它永去。思维的遗产属于苦果之汁，却足以滋养众生，愿它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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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羊顿

“医学大神”“人类与病”系列责编

点击下方图片即可入手“人类与病”系列

附录：关于“人类与病”系列的数据

初稿写作时长：两年零四个月

编辑工作时长：十一个月

正册字数：文档字数93万，版面字数118万

正册页面：2600页

章节总数：139章

参考文献：413册（篇）次

插图数量：78幅，其中作者手绘55幅

别册数据：96页，3.3万字，由作者亲自撰写

纸张与文字总定价：392元

故事与营养总价值：[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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